2004年10月11日至22日，我參加了由中央統戰部幹部局組織、香港“蔣震工業慈善基金”資助為期十一天的“人事管理幹部赴港澳研討班”。全班30餘人，成員是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和統戰部系統單位的人事管理幹部。

       第一站－－香港

    這是我第三次踏上香港的土地，回想起來很有意思，三次到香港是從不同的口岸以不同的方式進入，首次是飛機空降新機場，二次是火車直達紅磡車站，這次則是乘汽車自皇崗口岸過境。三次中數乘汽車最辛苦，倒不是因為乘的汽車不好或是路途遠，而是在過相距一公里遠的兩個口岸時人貨（行李）要與汽車分開透過，所以在這一個小時內我們把全團的幾十件行李連續兩次搬得上下翻飛，人也是汗水直流，真是入港前名副其實的“熱身”。

    研討班的內容安排得很緊湊，上午聽課，下午考察參觀。記得去年十月在香港學習時，學者教授所講的內容多是2003年“七•一”五十萬人上街游行的原因，低迷的經濟，對CEPA前景的預測，雖不乏對未來的信心，同時流露出內心的隱憂。時隔一年，在世界經濟形勢日趨好轉的大背景下，香港經濟也開始復蘇，2004年是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經濟形勢最好的一年，GDP呈現強勁增長，結束了長達68個月的通縮，失業率有所下降，地產市場明顯復蘇，很多人已走出負資產的陰影。在這當中，CEPA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沒。僅以開放內地到香港個人“自由行”一項來說，人均在港的消費達5000－6000元，為香港帶去滾滾財源，促進了旅遊、餐飲、酒店、交通、娛樂、商貿和服務等多行業的發展，增加了就業機會，香港人的臉上又出現了笑容。香港回歸實施“一國兩制”後，經濟發展的好壞是體現其政治意義的一個重要方面，經濟發展的好，生活水準沒有降低，市民的滿意度就高；反之，就要以各種方式宣洩他們的不滿。而別有用心之人則會將此歸咎於“一國兩制”，進而影響我們對台灣“一國兩制”政策的宣傳。我想這也是中央政府重視香港問題，扶持香港經濟的重要原因。

    對香港的小政府大社會印象頗深，香港有700多萬人口，公務員16萬5千人。要以小政府來支撐社會的運轉，我感到有三點是必需的，一是小政府必定只做政府該做的事，這也是內地各級政府一直在做但總是做不清楚的一件事，其根本在於政府官員的戀權思想和政府在其中的利益得失，這兩個問題不解決是很難真正做到小政府的。香港的很多部門都不是公務員，但都承擔著內地公務員所負責的工作。二是小政府必定是高效的政府，它機構人員少，就要靠高效率保證它的運轉。三是高效的政府要有高質素的隊伍，這並不是說一定讓博士碩士來當公務員，而是要求每個公務員都能高效率、高品質的完成各自所承擔的工作。

    20日，乘車前往碼頭，看著車窗外似曾相識的街景，默默作別。

        第二站－－澳門

    我們從香港乘坐俗稱“大飛”的輪渡到澳門。“大飛”就是一種大型快艇，艇內前後艙共有一百多個座位，乘客必須進入艙內，在海上行進速度快，但很平穩，一個小時就到達了。

    小，是澳門留給我最深的印象。進到其中，我感覺象到了內地的中等城市，街道狹窄，房屋老舊，最氣派的建築一定是賭場。從城市建設來看，與香港有著相當的差距。去參觀最著名的“大三巴牌坊”時，由於路窄，我們乘大轎車在相隔兩條街的地方下車，跟隨導遊沿著老街道依地勢蜿蜒而上幾百米，轉過一個街角，“大三巴牌坊”已赫然在目。牌坊前並無多少平地，而是幾乎與牌坊等寬的五十級左右台階，階下相隔七、八米寬的一條路就是房屋建築。但從下望去，卻不失它的宏偉壯觀，遺憾的是作為澳門的標志性建築，地勢所限無法遠眺其高大身影。難以想象1999年澳門回歸時響起“七子之歌”的盛大慶典就是在這幾十級台階上完成。

    澳門的博彩業不能不說，據勞工局官員介紹，澳門現有賭台1000張，預計五年內將增至3000張，博彩業僱員短缺。博彩業薪酬較高，政府規定非澳門人不得進賭場工作，因此需要輸入外地勞工把從事其他工作的澳門人或在家中的婦女置換出來，以補充博彩業人力的不足。我們看到在海邊有幾家大型賭場正在興建中。

    一天實在太短，領略了澳門人的熱情好客，品嚐了正宗的葡餐，目睹了密布於賭場邊大大的“押”字霓虹燈，而我留給澳門的只是匆匆一瞥。

    2004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