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捷運外勞仲介弊案，高雄地院日前宣判，前“總統府”副秘書長陳哲男穫判無罪，判決書中嚴詞斥責陳哲男身居高位，竟泯於公私分際，接受廠商招待，涉足賭場，有辱官箴，應予非議；只因檢方所提證據不足，無法證明陳哲男在高捷引進泰勞時利用職權圖利廠商。針對這項判決並未出現詛咒“司法”死亡的政治嗆聲。決定上訴的檢方也承認並不意外；在辯論程式中檢方已經說過本案缺乏直接證據，判決有罪需憑想像空間。

　　台灣《中國時報》今天刊登社論指出，我們總以為政治鬥爭再慘烈，台灣不能沒有超越政黨立場、獨立政治的“司法”。近年來，政黨鬥爭激烈，動輒進入“司法”程式，“司法”難以置身事外，幾乎到了無役不與的地步。但“司法”畢竟是“司法”，服從的是法治與人權的基本原則，不是政黨或選舉的政治邏輯。政客不仁，總想糾纏“司法”蔚為己用，“司法”固應該力予排斥，社會輿論也應支援“司法”拒為政治工具。單從最近“司法”為觀察焦點，不難得到三項重要的體會。

　　社論認為，首先，法官與檢察官，同負“司法”之名，但性質與角色大有分別。檢察一體主動追訴犯罪，只是準“司法”、廣義的“司法”，位居“司法”核心位置的法官，被動受理案件進行獨立審判，有著不可抹滅的職權界限。從政黨輪替之前開始，檢察系統向有自詡為“司法官”的習慣，導致社會不能分辨檢察與審判間的觀念與制度分際。然而“大法官”已經一再解釋，刑事羈押與通訊監察（即監聽）都是檢察官無權自行裁處，而須由法官才能決定的強制處分；兩者不能角色代換、相提並論。陳哲男案則更清楚地顯示，擔負舉證責任的檢察官若不認真舉證，縱使道德至堪非議如陳哲男者，法官也不能僅憑想像或是推論判決有罪，站在衛護陳哲男權利的角色觀察本案，檢察官應該受到批評：為什麼明知證據不足，僅憑推論就敢求處重刑？站在不齒陳哲男所為的角度，也該批判檢方：為何蒐證不力，未達有罪絕無可疑的程度就貿然起罪？

　　第二，刑事程式中筆錄不實問題嚴重，“發現真實”與“保障人權”兩大刑事政策目標，都面臨著嚴峻挑戰。陳案的偵訊筆錄過於簡略而有誤導入罪的質疑。偵訊筆錄若簡略到連刑事程式的真實景況都不能呈現，還奢談什麼案情的發現？現代科技發達，世界上主要法治國家，不論是英美法系或大陸法系，有哪一個還像我們這樣不講究筆錄的積確翔實而不肯逐字記錄？刑事“司法”難道不該像商務仲裁、“立法院會”甚至記者采訪一樣逐字記錄？且不說侯寬仁蔑視逐字記錄、誇言其筆錄可信、敢於反嗆法官律師的囂張態度，但看追求檢察改革的檢改會網站上是在檢討還是護短？再想想“司法”史上有無追究“坑人”筆錄法律責任的前例？即可知問題嚴重的程度！

　　第三，陳的檢方已聲言上訴，像其他的刑事案件一樣，檢方舉證不力不能贏得法院給予有罪判決的後果，卻是要被告繼續承受下一審級指控犯罪的難堪，道理何在？“憲法”上一事不再理或是一罪不兩罰原則，在刑事案件而言，絕不只是輕罪不能重罰的實體原則而已；著重的乃是程式正義，追訴程式反覆，對於應受無罪推定的被告而言，就是不可承受之重。“司法”改革將一審朝向堅實的事實審、二審朝向法律審改革，用意本應相若；試想：延宕多年之後由上訴法院調查認定犯罪事實，怎能符合發現真實的科學要求？不但是“司法”資源的無邊浪費，也是“司法”人權的重大威脅。現在“司法”改革為德不卒，應否直接質疑重審事實的上訴制度“違憲”？也就成為可堪沉思的方向。

　　社論最後質疑，面對“司法”案件的政治氛圍襲人而來，“司法”人慣於沉默不語，能否就此數點再作反思，以在惡劣環境之中重樹“司法”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