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台灣“二•二八事件”一甲子和台盟成立60週年，為了更好地認識“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真相，撫平“二•二八事件”給台灣人民帶來的傷痛，避免“二•二八事件”的重演，我們有必要溫故知新，從中尋找有益的啟示，並更好地構建海峽兩岸美好和諧的未來。

【啟示一】：“二•二八事件”不是台獨運動。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民的夢魘，隨著時間推移，傷口終將痊癒，為防止事件重演，達到社會和諧，防止台灣陳水扁之流別有用心地歪曲事實，客觀公正歷史地還“二•二八事件”本來面目。台灣光覆以後，台灣民眾對祖國軍隊和政府充滿期望，但陳儀代表國民黨中央政府接管台灣後基本沿襲了舊有的行政制度，維持了台幣和台灣金融體系，設立專賣局和貿易局，政府施政無能、物價上漲、民怨載道。其行政長官公署的集權體制和人事政策使台灣菁英參政無門，除台灣市長曾由台籍人士黃朝琴擔任過一段時間外，其餘高官都由外省人壟斷。台灣光覆後仍藉助日本警察維持治安，也給台灣民眾感覺光覆後變化不大，加上當時失業率高，政府管理無能、腐敗、殘暴，加上當時的政治體系沒能處理好台灣民眾的政治參與要求。人民由興奮到失望、怨恨，反專制、反獨裁、反飢餓、爭民主、求自治的群眾運動一觸即發。1947年2月27日晚，在台灣風雨飄搖的社會中發生了女煙販林江邁的流血事件，引起群情激憤的市民圍攻警察局和憲兵團，要求嚴懲兇手，沒有得到滿意答覆。2月28日，群眾自發聚集搗毀省專賣總局和台北市分局，要求陳儀撤消專賣局，交出兇手。衛兵與群眾衝突並開槍打死、打傷多人，請願群眾自發地以暴易暴，有些地方外省人甚至被不分青紅皂白地被攻擊，事態很快向全台灣島漫延。實行戒嚴後事態陞級，並造成數千的死難者，其中有李友邦等是參與“二•二八事件”而死於“白色恐怖”的，後來統稱為“二•二八受難者”。 “二•二八事件”是官迫民反，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次起義”，更不是企圖“顛覆政府”、“背叛國家”的暴亂事件，而是一場多層次的人民民主自治運動，是全國範圍內“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3月2日，台北市成立了“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該具有普遍代表性的處理委員會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中即指出：“……我們同是黃帝的子孫、漢民族，國家政治的好壞，每個國民都有責任……大家拿出愛國的熱忱，我們很誠意地歡迎各省同胞的幫忙……”、“我們的目標是肅清貪腐污吏，爭取本省的政治改革”，提出“二•二八”處理大綱中32條中就有22條是政治改革，包括反貪、反濫用軍權、反歧視台籍公教人員、省政改革，保人權，實現民主與高度自治。當時身為台灣三青糰婦女隊隊長的謝雪紅領導“二•二八”最後一段“烏牛欄戰役”，並在一年多後在北京參加了建國大典，這說明“二•二八事件”並非“族群衝突“，更不是台獨的先驅。即使在“二•二八事件”最混亂之時，面對美國駐台領事館有意運作台灣託管、鼓動“台灣獨立”之際，“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員都予以嚴詞拒絕。經歷“白色恐怖”後的許多倖存者後來都走向紅色革命，反台獨的鮮明立場無人可及。馬英九也認為“二•二八事件”不是台獨運動。將“二•二八事件”說成是“反抗外來政權”是對那個時代抗爭者非常不公平和褻瀆，事實勝於雄辯，總之“二•二八事件”不是台獨運動，是台灣民眾愛國愛鄉情懷的表現，是台灣民眾爭取民主自治的情懷催生的產物，是全國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啟示二】：“二•二八事件”所加重的台灣民眾悲情意識不應繼續加深。

    台灣社會存在歷史悲情由來已久，這與台灣的敏感地理位置和滄桑的發展歷史有關。16世紀中葉以後，台灣先後成為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西方列強的侵擾、佔領和奴役之所。鴉片戰爭後台灣相繼遭受了英國、美國、法國、日本等列強的侵略。1941年太平洋戰爭中日本還強征2萬多台灣原住民遠征南洋充當砲灰。“二戰”結束後，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1945年10月台灣回歸祖國懷抱，正當台灣人民需要用祖國的溫情撫平精神和肉體上的創傷時，國民黨政府又在台灣人民未愈的傷口上撒下了一把鹽。官迫民反的“二•二八事件”是反對國民黨暴政、要求民主自治的合理抗爭，被國民黨當局扣上 “企圖顛覆政府、奪取政權，背叛國家”的罪名，並加以殘酷鎮壓。光覆初期台灣當局對台灣省人士權益的漠視埋下了省籍矛盾的禍根，加上後來的戒嚴、白色恐怖和高壓政策使得台灣本土人難受重用，省籍矛盾日漸顯現，台灣人民的悲情意識也日漸加重，並部分演變為“愛台灣”—“本土化” —“反共” —“反中國” —“反統一”的分離意識怪圈。由於長期以來國民黨不敢公開“二•二八事件”真相，“二•二八事件”又被別有用心的人貼上“台獨”的標簽，部分台灣民眾由憎恨國民黨暴行轉為對祖國失望，加深了對祖國大陸的疏離感和不信任感。台獨分子將“二•二八事件”歪曲為“外省人欺負本省人”，將台灣民眾要“當家作主”的要求轉化成要“獨立建國”的台獨訴求，刻意煸動和培育悲情意識，製造和加劇省籍矛盾，這才使台灣民眾無法擺脫“二•二八事件”的陰影並產生新的悲劇。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台灣孤懸海上，境況更加悲慘。事實上台灣悲情是中華民族悲情的一部分，洗刷民族恥辱是兩岸中國人共同的信念。由於國共內戰的延伸和國際勢力的離間和控制，使兩岸分離對峙難以統一，台獨分子又有意在每次台灣選舉之際，都以巧妙的包裝在社會上動員省籍情結來拉選票，而省籍情結夾雜著同情弱者和悲情潛意識，尤其容易在選戰期間被發酵。陳水扁之流有意歪曲《反分裂國家法》的本意，煸動台灣民眾受大陸打壓的悲情意識。如果說當年國民黨對於“二•二八事件”是在掩蓋真相，而現在民進黨對“二•二八事件”則中移花接木，只為該黨的政治利益考量，繼續操弄族群矛盾，造成族群緊張是民進黨在今明兩年的“立委”和“總統”選舉中唯一有希望穫勝的武器。台灣的悲情意識只有在兩岸不斷交流中逐漸消彌，讓更多台灣人民共享並體會到在中國這個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尊嚴和榮耀，大陸應充分尊重台灣人民的“出頭天”當家作主的願望。悲情的歷史既是沉重的精神負擔，又可是巨大的精神動力。悲情與怨恨的彌散在台灣政治轉型過程中已成為主導的情緒，應警惕台獨勢力鋌而走險引發戰亂而加劇兩岸中國人的悲情。唯有中國的完全統一，中華民族的悲情才會終結，台灣人民才能徹底走出悲情。隨著時間推移，“二•二八事件”所形成的省籍隔閡與矛盾必將融合與消除，台灣悲情不應繼續成為台灣當局操弄民意進行分裂活動的工具，台灣民眾的悲情意識不應被培植為“台灣主體意識”，台灣人民與祖國大陸的感情不應被一次又一次地挑撥和撕裂。統一而強大的祖國永遠是台灣命運的最終歸屬。

【啟示三】：國民黨知錯認錯有利於消除省籍情結和族群矛盾。

    “省籍—族群”問題是台灣社會的一大特點，在台灣由於政治利益關係把省籍間的差異誇大為“族群問題”。台灣地區本省籍人口佔總人口的80%以上，外省籍約佔13%， 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的那次“政治大移民”就達100萬外省人。台灣中央級的黨政軍主要職位長期被外省人佔據而形成政治權力壟斷，造成省籍間關係緊張。“二•二八事件”一甲子後，在一般台灣社會生活層面上，本省人與外省人的隔閡已融合，本省人與外省人通婚相當普遍。省籍、族群關係緊張最初完全是國民黨管理無方造成的，直到1988年才開始官方公開調查和討論“二•二八事件”；1991年後台灣各地紛紛成立“‘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關懷協會”；1992年各地紛紛建立“二•二八 事件”紀念碑；1995年台灣立法院公佈“‘二•二八事件’處理補償條件”；1997年台北市政府主辦“‘二•二八事件’學術研討會”；現在國民黨每年公開向“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道歉，雖然這個公開道歉是遲到的，但畢竟已經知錯糾錯了。而且建立“二•二八事件”紀念碑也是希望追求永遠的正義和平，而不是仇恨。民調顯示，75%“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也希望讓傷痛過去，用包容抹去心中的傷痛。國民黨不但要向受難台胞道歉，也應向受難的外省人道歉。

【啟示四】：正確認識“本土化”有利於分析台情和做好台灣人民工作。

    現在台灣島內政治生態“本土化”趨勢日趨強化，“本土化”與民主化成為台灣社會改革的重要動力。“本土化”體現了本省人要求參與政治的權利，省籍、族群問題也與“民主”掛上了鉤，使本土化帶有民主化的色彩，並呈現其合理性一面。台灣政治是一種特殊的選舉政治，省籍情結始終都成為每次台灣大選的重要變量。我們在觀察、分析台灣的種種政治狀況都離不開“省籍—族群—本土化”的研究模式。族群身份卻成了決定政黨支援的重要變數之一，不同台灣政治光譜成了不同選民群體的選擇標簽。應警惕“本土化”被人當作政治鬥爭工具，煸動“省籍情結”，排斥政敵，甚至被別有用心者把 “本土化”變成“台獨”的靈丹妙藥。“本土化”既有“當家作主”的正當性，又對台灣政治發展發生負面影響，並且有導致“國家認同”衝突的危險性和分裂祖國領土的危險性，並進一步導致台灣島內社會動盪和不安。陳水扁當局企圖把“省籍—族群—本土化”引向分裂主義的道路。因為佔台灣人口絕大多數本省人理應穫得當家作主的權利，所以本土化是一個必然的發展趨勢。從廣義上而言，本土化有多層面——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的本土化。就文化本土化而言，越是本土化的東西就越是中國化，我們不可片面、教條地認識本土化，這樣才能與台灣人民一道有一個更廣闊的溝通交流平台和較易求同存異地形成共識。

【啟示五】：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其實也是實現台灣人民“高度自治”訴求和“出頭天”當家作主的最好體現形式。

    多年來，“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被民進黨選擇性地記憶和曲解，惡意炒作“二•二八事件”，誤導了台灣民眾對“二•二八事件”的正確認識，催化了社會矛盾，激化了省籍矛盾。其實“二•二八事件”要求實現民主和高度自治的訴求並沒有過時，台灣民眾“出頭天”當家作主的心態和願景是完全正確的。民進黨煸動民眾對大陸仇視，誤認為大陸抑制台灣的國際發展空間和經濟掏空政策，其實真正原因是“台獨”導致台灣經濟邊緣化，“台獨”導致台灣在國際社會日益邊緣化。台灣民眾對大陸對台方針政策存在誤解和疑慮，加上“台獨”分裂勢力借機挑唆，使台灣民眾心存對戰爭的恐懼感和對大陸的戒備感，並形成一種複雜、多元、不確定和逆反的心態。我們應尊重、理解台灣民眾這種複雜心態，有針對性地做好台灣人民工作。大陸“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是實現台灣人民“高度自治”、“出頭天”的最佳途徑與形式。台灣離開強大祖國的後盾將成為霸權主義的獵物，台灣一旦淪落到外敵或分裂勢力手中時，台灣也成了攻擊大陸的跳板和據點。

【啟示六】：紀念“二•二八事件”應達到促進族群融合和社會和諧。

    紀念“二•二八事件”應本著尊重歷史、以史為鑒、撫平傷痛、面向未來的精神。為了“揮別歷史悲情，促進族群融合”，每年“二•二八事件”紀念日台灣宗教界、學術界、文藝界都經常舉辦法會、祈禱會、研討會、音樂會、書畫展等。我們紀念“二•二八事件”不能遺忘台灣先民堅守漢魂、捍衛國土完整的精忠義膽。“二•二八事件”60年了，我們不應遺忘歷史，我們更應以史為鏡、以史為鑒，為指引我們構建海峽兩岸和平和諧統一的未來。只有促進族群融合，對族群撕裂說“不”，推動和解、和諧、合作，才能提升整體族群的力量。唯有全體台灣人民團結合作，拒絕“台獨”，才能真如“二•二八事件”紀念碑所言：天祐寶島、萬古長青。台灣先賢忠魂義舉已永載史冊，政治必須民主，政治必須清廉，人民需要安康，社會需要和諧，民族需要復興，中國需要強盛，這應成為兩岸同胞的共同追求和宿願。(作者 駱沙鳴，系台盟泉州市委會主委）